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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哈囉!我是郝毅博》 跟著老外看台灣

欣傳媒
郝毅博 二○○七年九月,拉著一個大行李箱,我到了英國倫敦大學的宿舍。

這個宿舍在「哈利波特」的國王十字火車站(KingsCross)旁邊,我在那裡住了一年,沒找到9 ¾ 月台。

開學第一天,我跟其他的學生排隊,等著進入教授的辦公室,我從外面聽得到教授大概問了哪些問題:你的電話號碼、電子郵件、中文學多久了等等。

教授用英文跟學生說話,如果我真的要學會這個語言,我應該從現在開始儘量說中文,所以輪到我以後,一進去我就很大方地開口說:「你好!」教授接著用中文問我問題,「零、七、八、一……」我說著自己的電話號碼,心裡覺得:「哇!我真的跟一個陌生人在用中文溝通,好神奇!」這次經驗影響了我整個學中文的過程:儘量說話、儘量寫字、儘量讀中文,你就會進步。

因為這個原因我成為很多同學最討厭的學生!下課以後,跟其他人在學校的食堂裡,我會練習我的中文,問他們:「你今天喝什麼茶?你今天吃什麼肉?」他們經常很生氣地用英文回答說:「閉嘴!我學了一整天的中文,我已經受不了,說英文吧!」可是我繼續用這種方法來學,如果我的詞彙夠講某件事情,對方也能聽懂,我一定用中文說。

在倫敦大學中文系,第一年他們教正體字,也很重視文言文和中國歷史,這兩項很傳統的文化。

這讓一些學生很頭疼。

有一次,我們剛開學的時候,老師問所有的學生:「你為什麼來學中文?」有一個學生舉手回答說:「因為錢的關係!」(他的意思是學會中文之後,他可以去中國做生意,開進出口公司等等)這些傳統文化的課程好像給這位學生帶來很多麻煩,後來他就輟學了。

不過反而是這些傳統文化給我帶來最大的影響。

《女史箴圖》世界上最古老的一幅中國畫 我終於看了關於孔子的書,雖然我看的是《論語》的英文版,可是看書時真的能感覺到中華文化的精神。

在歷史課裡我們學習中國所有的朝代,從最早的夏、商、周到唐、宋……最後到民國時期和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。

學到民國那一段的歷史,我覺得這個時期對我來說沒有那麼大的吸引力,但是我還能接受,學到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,我完全是反感,好像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中國失去了一些很精華的東西,二千年來在中華社會扮演重要角色的儒家思想,在短短的幾年裡完全被共產黨毀了。

其他方面也是一樣,好像幾十年之內,中共利用「打碎舊世界,創立新世界」的口號,把中華五千年的傳統文化完全破壞殆盡。

所以我對自己立了一個原則,清朝一九一一年被推翻後的事情,我不會研究,也不會寫相關文章。

大學整整四年,我是這樣要求自己,有的時候你在亞非學院的圖書館裡會看到我,用詞典翻譯《論語》。

圖書館裡的《論語》是一百年前的版本,書上的漢字古代氣息濃厚。

有時你在大英博物館裡,會看到我研究的中國瓷器和傳統的畫兒,我是在那裡看到了被稱為「存在最重要的一幅中國畫兒」的《女史箴圖》。

我當時在大英博物館研究一篇有關藝術的文章,參觀時,走入一間很暗的展覽廳,裡面只有我一個人,牆上有一個按鈕,我按下後,在一層玻璃後的《女史箴圖》就亮起來了。

這幅畫兒本來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畫家顧愷之約兩千年前畫的,大英博物館中的畫被專家認為是公元五百年左右,由另外一個畫家模仿顧愷之畫的。

不論怎樣,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幅中國畫(北京的故宮博物館也有一個版本,不過是宋代畫的)。

這幅畫兒對我來說有一種吸引力,觀看時感覺像走入了古代的中國,我想不透這個展覽廳為什麼只有我一個人呢?我把《女史箴圖》當題材寫了一篇文章,教授很高興,也有一點吃驚我找到了那幅畫兒(為了保護,大英博物館每年只展覽三個月)。

誕生!中文世界的「郝毅博」 在倫敦大學的第一年,是我第一次碰到那麼多關於中國傳統的東西:文言文、傳統藝術、瓷器等等。

過了聖誕節以後,教授開始跟我們講出國留學的事情,亞非學院大二會安排學生去北京,上北京師範大學學一年的中文。

我開始想:我會去中國大陸學簡體字,會由經過中共洗腦的教授來教我中國歷史,連最好的古董也不在北京的博物館裡,有的在「文化大革命」時期被毀了,剩下的古董有的在英國,有的在台灣。

在中國大陸學中文聽起來像一件很糟糕的事情。

在這時我想到了台灣。

幾個星期前,過聖誕節的時候,朋友給我介紹他從台灣來的朋友,一位叫洪先生的叔叔。

洪先生當時跟我說:「如果你來台灣,你可以住我的家」。

因為正準備去中國,我沒有多想,直到現在才意識到洪先生邀請的珍貴。

我想了好久,去台灣比去中國麻煩,我要自己找一間適合的大學,安排自己的課程,另外找一個文言文的老師(為了升大三,亞非學院會舉辦文言文考試)。

經過多方思考之後,我決定去台灣留學。

我告訴教授,教授說:「去台灣比去中國難,我們的學校什麼都不會幫你安排,可是如果你真的想去,那就去吧!」我馬上開始在網路上研究學校,因為去中國的學生會上北京師範大學,相對而言,我選了台北師範大學,就這麼簡單,反正他們的網站看起來不錯。

師大接受我的申請之後,我很興奮,馬上去了台灣大使館(其實叫「台北代表辦公室」,雖然英國政府不承認中華民國是一個國家,可是我承認,所以我就用這個名字)。

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告訴我來得太早了!出發前三個月才能辦簽證,當時我還有五個月!二○○七年六月初,一位叫郝毅博的英國人,很興奮地拿著一張環球機票從機場出發了,我從英國往西邊飛,先到美國紐約一個叫「新唐人」的電視台花兩個月做義工。

這個電視台當時是個非營利組織,他們專門對中國大陸透過衛星播出那些被中共封鎖、平常不會看到的報導。

比如說:新唐人二○○三年是第一個報導SARS病情的中文媒體,依我對中共的看法,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值得幫忙的組織。

離開紐約以後,我會在日本待一個星期訪問我父母的老朋友──杉山先生和杉山太太,然後最終抵達我的目的地──亞洲最美麗的島嶼,中華文化保存最好的地方之一,也是我最期待探索的新環境──台灣。

學生們出國留學之前,教授們會幫所有的學生選一個中文名字。

大多數是很簡單的,按照發音翻譯的,比如說David就成為「大衛」,Anthony成為「安東」等等。

我的名字叫Ben,所以我以為他們會給我「本傑明」這一類的。

那天教授微笑著走過來說:「我選了一個很棒的名字」。

聽到我的名字時,我不明白她為什麼選擇這個名字,可是最大的好處是:無論你寫簡體字還是正體字,字體都是一樣的,這三個字沒有被簡化。

姓氏跟當時的台北市長是一樣的,所以在台灣這點也提供了不少聊天的機會。

那一天我在中文的世界裡正式成為「郝毅博」!郝毅博說:「取名學問大!無論你寫正體字還是簡體字,「郝毅博」三個字的字體都是一樣的!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