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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言是中國政權的「盼仔」 魯西迪引發筆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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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頭殼newtalk2012.12.27 TEWA /英國報導 2012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中國小說家莫言,引起西方知識界極大的爭議與批評。

最敢於公開且大聲批評的,可能屬薩爾曼‧魯西迪(Salman Rushdie),他12月6日在臉書上表示:「我很難避免下結論:莫言等於蘇共黨委作家蕭洛霍夫(Mikhail Sholokhov)的中國版:是政權的盼仔(a patsy of the régime)(盼仔:根據教育部台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解釋,笨蛋、傻瓜。

指不夠精明,不通人情世故,容易被騙的人)。

」此番說法引發在英國《衛報》上的筆戰。

魯西迪的盼仔比喻,引起了印裔英籍的小說家,潘卡吉‧米希拉(Pankaj Mishra)12月13日在英國《衛報》上加以反駁。

他表示,「西方對於莫言跟中國政權過從甚密的鄙夷之中,隱藏著一種未經反思的假定:英美作家自然擁有比較高的道德,因為他們跟自己的政府站在一起,是站在歷史正確的這一邊。

肯定的是,我們也不能期待他們對於自己陣營的政治人物發動災難性、完全沒必要的戰爭,採取公然反對的立場。

事實上,很少人利用他們不受限的自由來做這樣的事。

」米希拉又說,「魯西迪也許真誠地相信布希政府決心透過戰爭,將民主帶給阿富汗。

」 魯西迪自然不是省油的燈,身經多場筆戰的他,12月16日立即投書給《衛報》,反駁米希拉不應該展開稻草人攻擊,「我從來沒有說過布希政府決心『透過戰爭,將民主帶給阿富汗』。

我確實曾經說過,在911攻擊事件發生後沒多久,報復攻擊蓋達-塔利班軸心勢力是合理的,並不是為了『帶來民主』,而是對於戰爭行為作出回應;恐怖組織當時接收了阿富汗的國家機器,並且利用該國作為攻擊美國的基地。

搞不好米希拉覺得美國不應該反擊,而應該為了錯誤的外交政策向蓋達組織道歉,並接受那些在世貿雙塔死掉的人都死有餘辜。

我並沒有這樣指控他。

因此他也不應該用我沒說過的話來指控我。

」 魯西迪繼續論述米希拉「都是盼仔」論─因為我們也是盼仔,所以不能指責莫言也是盼仔─的荒謬所在,「然而米希拉想表達的事情頗為奇特。

他攻擊納博可夫、索爾•貝婁、厄普代克、馬丁‧艾米思、還有我,是『選擇性的人道主義』,猶不滿足,他說:『當然,暴力與剥削是所有國家的基礎,不管是否為民主國家。

』這個──我該怎麼稱呼?──這種撒旦式的看法,認為人類社會不管是哪一種,都是奠基在邪惡之上,以這個理由,所以他就可以提出,強大的民主國家與強大的專制國家之間,作家們對於生活在一個自由或非自由社會的反應,存在著一種道德上的等價性。

像我這樣的人,不應該批評像懦弱的諾貝爾獎得主莫言那樣的人,因為,我們未能譴責我們自己的『強大機構與個人』,我們其實也是盼仔。

但是民主國家並非獨裁政權,而對這兩種制度的回應,不能如此簡單地畫等號。

更何況,自由社會的作家確實常常批評權力者,從不甘心只當百依百順、一意追求文名的人而已,如同米希拉所指責我們的。

我當美國筆會的理事長時,我經常領導該組織,對伊拉克戰爭、阿布葛瑞監獄、關達那摩監獄與愛國法等等提出批判。

」 最後魯西迪點出,「至於中國諾貝爾獎得主的問題:美國筆會一直為身繫囹圄的劉曉波請命,我長期與這些活動有關連,因此也輪不到米希拉來告訴我,不應該批評莫言對劉曉波的不支持。

莫言在斯德哥爾摩為言論審查辯護,把它比成機場的安檢。

然而,機場的安檢之所以存在,是為了要保護我們不受恐怖份子的攻擊。

因此,莫言做的,是把異議文學跟恐怖主義畫上道德的等號。

這在當下招來反感,現在也一樣令人感到不快,而我會毫不遲疑地譴責這樣的說法。

」 莫言在瑞典接受訪問時,把言論審查比喻為機場的安檢,說是「有必要的」。

另外,他拒絕簽署已有130位諾貝爾獎得主支持並簽名,為釋放劉曉波請願的信函。

2009年的文學獎得主,羅馬尼亞-德國籍的小說家,赫塔‧米勒(Herta Muller)說,獎歸莫言是一大災難(a catastrophe)。

諾貝爾文學獎自創始一百多年以來(第一次頒獎是1901年),瑞典委員會的抉擇就經常引起爭議。

1901年該獎頒給法國詩人普呂多姆(Sully Prudhomme),卻有42位瑞典作家寫公開信表達反對,認為應該頒給托爾斯泰。

幾年前引起爭議的,是2004年的奧地利籍得主、曾加入共產黨的耶利內克(Elfriede Jelinek),她的作品被其他人批評為:「隨意拼湊的大量文字」、「色情的」,甚至導致一位評選委員辭職以示抗議。

2012年的文學獎頒奬,看來是此一傳統的延續。

(圖片來源:達志影像/美聯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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